希尔斯愿意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出高分

　　我对卡拉也不陌生。从1989-1993年间她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此时正逢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时期，不绝于耳的所谓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贸易制裁”仿佛是她手中的常规武器。可以说，这位美国共和党的“温和派”卡拉女士，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她是一个总能够触痛你神经的人。

　　采访卡拉并非因为她目前担任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我知道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我盼望这个采访，是因为卡拉曾被称为“天鹅绒撬棍”女士，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忘记她的一句名言，“我们将用撬棍打开国外市场”。通过卡拉的丈夫罗德里克·西尔斯（Roderick M.Hills）——美国前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取得与她的联系，她同意接受采访，但是关于采访的内容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我通过邮件给卡拉提供了一份2000多字涉及11个问题的采访提纲（见附件），在她的回信中告知，当她阅读了我的采访提纲后，“我对我们的会面是否能够形成高效的产出有些疑问，至少依据背景信息来看是这样的”。她认为我的采访提纲更多的是对我的观点的阐述，“而非征求我的意见，在语气上也是争辩式的”。

　　她例举道：“我非常愿意讨论为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新技术研发的同时，对其在一定年限内不征收费用这种创新性的想法。类似地，我也乐于探讨新药品研发过程中鼓励应用已有原料制剂的多种方式。这些都是重要，而且富于挑战的问题。但是赵女士的提纲展示出坚定的观点，认为这（知识产权相关问题）都已经关闭了。我们还可以探讨‘301条款’以及贸易代表提交的关于全球贸易壁垒的年度报告的历史、挑战及作用。但是，诸如‘美国法律是否就一定是世界法律’的评论无助于对于此类议题合理的交流。类似地，我们可以讨论美国的农业贸易政策，但这并不是美国一方的问题，中国方面的政策也值得商榷。依我看来，采访的目的在于界定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而不是相互指责。”

　　在卡拉的信中还提出质疑：“赵女士为什么认为我是‘鹰派俱乐部’的一员？”她还写道：“在我确定接受采访之前，我需要确认赵女士希望听到我的见解，而非提纲中反映出的争论。”为此，我才感到我的采访提纲“冒犯”了卡拉女士。在给她的回信中我向她解释到，我的采访提纲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真实想法。我原来的想法是，作为媒体搭建一个桥梁，向您传递他们的想法，期待您给予回应，以达到促进双方交流的目的。

　　结果是，我重新起草了另外一份采访提纲。2011年4月8日，在中国大饭店贵宾阁对卡拉·希尔斯进行了约40分钟的采访。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感到吃惊：卡拉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生于1934年的她算起来也77岁了，质地上乘的黑色外衣，佩戴着金黑两色相间的项链，依旧优雅。

　　如今仍旧活跃在美国的政治与商业舞台上，曾担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内阁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北美自贸区协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美方首席谈判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目前正在积极敦促中国政府收回其引起争议的自主创新政策，因为美国企业担心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会减小对外国公司的开放度。6月份我到华盛顿采访时，她和丈夫宴请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谈话的中心议题。

　　知识产权谈判

　　《21世纪》：20年前，您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谈判，但当时，在中国人的字典中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最近，中国最大的一家搜索引擎百度，受到了50多位知名作家和音乐人的集体诉讼，因为百度在网络空间上提供针对著作权人图书和音乐的免费下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从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到现在知道了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您作为当事人参与知识产权谈判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卡拉：我可否从具体的细节上来回答？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要好于20年之前，但在法律的执行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同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大报告的那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去年的10月，中央政府开始了一项旨在推动和鼓励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我知道，在上个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充了这项工作的内容，要求地方在4月1日前上报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情况。

　　我觉得，最高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创新需要对知识产出进行适当的保护。没有人会愿意在他们的知识产出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的情况下，在10年里不计报酬的努力工作，专注于创造或发明，比如计算机或新型药品等。我认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他告诉我，他在非常贫困，而且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车库工作了17年，但他确信，他设计制造的个人电脑能够为他带来回报。所以，国际法则提供了鼓励这种努力的规则，在一个人的前20年里，他酝酿出了一种想法，他的想法应当受到保护，除非他对此作了某种形式的授权，其原因在于要使人们能够安于在“车库”中进行伟大的创新。

　　我们知道，世界的进步正是取决于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基础。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提升这种认识，并鼓励中国进行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去拿来别人的想法，因为那样做，只会关上创新的大门，人们只能简单地、不断地拿来别人的主意。

　　《21世纪》：您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中国人认为您引入了一个新的观念——知识产权，因为中国之前不使用这个词。那么美国的普通民众或群体对您的谈判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卡拉：我怀疑普通的美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针对具体议题（知识产权）的谈判。在很多国家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都使用着与自己类似的监管体系。

　　《21世纪》：因为在知识产权谈判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您离开贸易代表的岗位后，在20年后，您能否对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卡拉：我们与中国之间有一系列谈判，不单单是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在1992年1月进行的。我认为，这一谈判对于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都是有益的。您之前问到我普通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的知识产权，如果回溯到1991或1992年，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并不是十分开放，美国人也并不知晓中国的全部法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在中国都没有太多的投资。知识产权协议鼓励了国外企业，特别是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进入中国进行投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继续基于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或通过授权购买的知识产权进行生产和发展，而不是被别人免费地拿走，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所以，作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成千上万倍地增长，贸易量也迅速提高，中国减少了数亿的贫困人口，也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如果外部伙伴认为他们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并可能被窃取，这些成就都不会达成。我想，这些（知识产权）法律很好地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那些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人们。

　　《21世纪》：您在华盛顿很有声望，如果以您个人的角度出发，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团体的意见，您如何给10年前中美双方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谈判者打分呢？

　　卡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对于成员国而言是十分有益的。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如何满意地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一国将与另一国采用同样的规则购买商品。

　　如果我们之间出现了争议或者是矛盾，可以提请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仲裁委员会（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解决，由它为你我做出决定。从我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好的做法，因为这是法制，而不是混乱式的管理。如果一个国家被发现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它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违反规则，但另外一个国家却会受到冒犯，这个国家可以估计自己受到的伤害，并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议。但是如果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个国家可以说另一国家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来限制市场，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对市场做出限制，当然这样每个国家可能会得到补偿，但这不是法制。所以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是极有意义的，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因此，我愿意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出很高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