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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awyer@163.com面临彻底翻修的美国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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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益还是助长侵权
2月4日，布什政府正式表态，反对《专利改革法案（2007）》的部分条款。6日，包括美国专利局职业协会（POPA）在内的14家行业协会，联合致函参议院，请求阻止该法案通过。他们警告说，该法案将助长专利盗用和侵权、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专利改革法案》可说是美国专利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宅翻新，是美国专利史上最重要的改革。这一法案已于2007年9月获众议院通过。目前尚需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并经布什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法案有11项重要改革内容，旨在改变专利申请、公开和诉讼的程序与标准。其争论的焦点，在于降低专利侵权赔偿金额、允许重新评估获准专利等内容，是否会减弱专利保护力度、抑制创新。
1月1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长达160页的报告，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司法委员会指出，专利改革是为了“保证21世纪的专利制度能反映18世纪宪法的宗旨。国会必须允许发明人暂时垄断其发明，以促进创新；而这样做根本上是为了公益。”
纵容专利侵权VS促进创新
改革法案的反对者以国际医药、生物业的巨头为主，如百时美施贵宝、礼来公司、葛兰素史克、安进等。他们声称，新法案降低专利保护力度，势必纵容专利侵权，特别将导致外国竞争者趁机渔利。有评论指出，新法案不过是服务于少数最富有的高科技公司而已。
而支持者包括苹果、思科、谷歌等美国高科技巨擘。他们认为，新法案将减少劣质专利申请，降低企业因众多的专利侵权之诉而产生的高额费用，从而促进自由创新。包括商业软件联盟（BSA）在内的一些团体在游说国会时指出，大量专利诉讼钻现行专利法的空子，使得创新的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又转嫁给老百姓，故亟待修改。
支持者希望参议院在2月底前通过该法案，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博弈双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场尚未结束的法律战，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反思。
知识产权的扩张主义：TRIPS被指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回顾近现代史，知识产权法的变迁多是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公益往往只是陪衬。
欧美学者指出，现代知识产权法的鼻祖———英国的“安娜法”（1710）是由垄断印刷的伦敦书商促成的。国际知识产权专家GrahamDutfield教授指出，19世纪的欧美专利史，看起来是不断适应新技术发展、旨在推动社会福祉，但以牺牲公益为代价的产业界政治游说才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美国的专利改革，其意甚美，但究竟能否推动公益，还有待观察。
近年来，因游说而导致的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已延伸至全球范围，在西方学界受到深刻的批判。国际关系学权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SusanSell认为，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并未充分关注公众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12个强大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游说的结果。伦敦大学PeterDrahos教授一向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他扎实的量化研究表明，当今国际知识产权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利益全球化的表现。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商战中，知识产权已变成一种残酷战术。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利用各种优势，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力和社会福祉的提升。正如英国政府2002年出台的知识产权报告所指出的，真要想通过知识产权来促进全世界的健康、教育和经济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知识产权是一种工具：应促进再创新
知识产权的扩张之所以广受批判，是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不应仅帮助当下知识创新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必须服务于公益。
公益应包括人们利用现有知识继续创新的权益，和人们传播、应用智力成果以提高生活的权益。
刺激创新和促进公益之间，既冲突又互补。只有刺激创新，才能创造新知、造福社会。但知识的创造是累积性的，过度保护当下知识产权，则再创新的成本会增加，永续创新会受到遏阻，知识产品的价格也会上涨。从全球范围来讲，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难以传播、应用昂贵的进口知识产品，更不用说激发其创新力。
因此，在刺激创新和促进公益之间，应当不断寻找、调整平衡点。知识产权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知识产权的目的是造福公益。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构建有利于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
一国应当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探索刺激创新和促进公益的平衡点，根据国情制定适合自己的知识产权法。
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知识产权格局中的话语权，会延缓发展中国家由依赖廉价劳力的制造工场向自主创新的转化。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多怠于保护他国知识产权。例如，英国16世纪的专利法就鼓励从威尼斯盗取先进的玻璃工艺；美国法律在19世纪拒绝保护他国版权，也拒绝加入国际公约。中国今天则既要尊重他国知识产权，更要构建有利于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
美国国父华盛顿说：“知识绝对是人类一切幸福的基石”。美国宪法也将知识产权理解为推动公益的工具。人类之所以从原始社会进步到今天的信息社会，就是因为不断创造、传播并应用新知。因此，在对知识产权进行立法时，根据国情来谋求刺激创新和保护公益的平衡，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邵科 系澳大利亚Murdoch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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