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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awyer@163.com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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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现象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家文化安全威胁，包括：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信仰上的多元化倾向，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倾向，内容原创力的漠视化倾向，语言文字纯洁性的被污染化倾向。有必要针对当前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考虑，构筑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关键词: 版权贸易 文化安全 内容原创力
如今，随着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版权贸易活动也日趋活跃。版权贸易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极大的，它可以提高版权作者的创造积极性，产生更多的版权作品；也可以增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为多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但是，在出版领域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现象日益严重，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文化倒流。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而言，文化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必须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1］。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构筑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1 版权贸易背后的国家文化安全威胁
国家文化安全，是作为主权国家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异文化的冲击下所具有的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于是，“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等概念应运而生［2］。国家文化安全所涉及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世界观与价值观、语言的纯洁性、文物保护等，与出版关系密切［3］。
1.1 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
与军事霸权相比，文化霸权不易为人所察觉，其量变渗透的隐蔽性容易使人丧失警惕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落后，政府和民众的重心更多偏重于物质领域，在面对文化霸权的侵犯时显得准备不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特定的社会转型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矛盾激增，就业、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在西方大量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产品冲击下，传统价值观丧失领地的危险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西方文化产业逐步拓展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载体的活动空间，占领国际传媒交往的制高点，这也增加了抵制文化渗透的难度。这种鲜明的对比直接体现在我国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中，不平衡的知识流动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极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通过文化上的渗透，强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功利主义就是他们价值观念的直接表现［4］。美国文化中的“天定命运观”、“普世主义 ”等观念，注定了美国不会容忍有别于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尤其决不会容忍与其意识形态直接对立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分析近几年来畅销书的情况，就能明显感觉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2001年的《谁动了我的奶酪》，2002年的《穷爸爸富爸爸》，以及在较短的时间内抢滩中国并迅速突破1000万元销售额的《哈利·波特》等，这些图书极力宣扬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书中所宣扬的巫术文化，对国民的心理健康以及价值观、世界观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更值得担忧的是，青少年所受到的潜在价值观影响更加深远。
1.2 信仰上的多元化倾向
一般而言，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产业标准是由强势经济实体发布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游戏规则，主要反映的就是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大量输入的文化产品背后，是拥有成熟规范的运营经验、实力雄厚的资金技术的国外大型出版集团。相比之下，我国出版产业无论在规模、运营策略、技术与人才优势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处于被动防守、疲于应付的境地。
美国记者奎克莱顿·琼斯在《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说，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相关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不可否认，这种结合正在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使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5］。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种被动引进的局面下，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各种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借助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通过文化产品的形式，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加大了人们信仰上的盲目性，从而导致人们价值信仰的多元化和离散化倾向，不知不觉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一代人的价值观乃至民族精神。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正是西方主流文化对这些国家“分化”、“软化”、“腐化”、“西化”的例子.
1.3 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倾向
从知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具有扩散效应，版权引进与输出就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传播过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知识与信息由发达国家创造，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引进版图书整体板块效应，是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和经济建设所需的知识决定的，是主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文化资源为我所学、为我所用的表现［6］。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开放性程度大为提高，这种开放，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版权贸易中，一个最大的体现就是科技类书籍引进的大幅增加，这对于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这种版权引进的过程中，一些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产品和附加了文化倾向的商品大量涌入我国市场，致使一些青年人在行为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上产生了崇外主义倾向，美国似乎成为一个象征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度。在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倾向背后，是美国文化所倾销的“消费主义”观念，它为美国文化的再消费及再生产提供了动力。
可见，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文化跟着贸易走”的战略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制导中国本土文化的正常发展，干涉中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也使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导引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出现了“以平庸媚俗为时尚新潮、将深刻崇高的东西视为老朽落伍”的文化现象。这种“诱导消费”不断地满足着资本主义的赚取利润的本性，使得美国文化产业的雪球越滚越大；同时也是在榨干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生产力，只让他们的消费者去考虑自己能否支付的问题，而非文化产出的问题。
1.4 内容原创力的漠视化倾向
在版权贸易中，引进图书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逐步消化、吸收精华并为我所用的过程。但是，目前国内出版社的引进跟风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图书大量涌入却没有产生预期的市场价值，更不用谈吸收其精华了。比如，在中方购买版权的过程中，本身就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要学习对方运作的经验，就应该及时向出售方或咨询公司索要引进有关项目的一整套背景资料，这样才有可能对其在本国的市场前景进行预测和论证，但实际上很少有出版社能够真正做到这些，“闭门造车”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中国图书贸易的不平衡乃至不平等，更令人担忧的是导致出版市场对原创文化的漠视。本土资源的忽视，抑制了当代主流文化的发展，要想创作出前沿性的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话语权的学术文化精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漠视原创，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外图书的贸易逆差，导致出口图书在品种结构、数量范围、销售利润上都无法同国外抗衡。
国家文化产业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强大的充满原创活力的国家文化产业为后盾，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无从说起。不平衡的国内文化产业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不平衡从而也是不平等的对外图书贸易。另外，尽管仅从出版物进出口情况看，书报刊和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严格地说是数量大体平衡，而金额仍是大幅逆差），但中国出口的出版物绝大部分为加工出品，也就是说，从内容上看仍是人家的出版物，并不是我们的出版物出口到对方市场。
1.5 语言文字纯洁性的被污染化倾向
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7］。如今，外语对汉语的侵袭，有如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侵袭，导致汉语的美感、意蕴正在不断消失。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学术读本和学术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句法错误甚至不知所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些文章明明是中国人写的，读起来却像外国人写的；明明个个汉字都认得，组合起来却不知所云；新词组合迭出，句型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或中国人说外国话。对此，中文、西文俱佳的吕叔湘先生说，这些（新名词、新句法）“一望而知不是汉语里面的东西，而是从国外‘引进’的。既是从外国引进的，那就应该很容易翻成外文，可偏偏总是翻不过去。如果照字面硬翻，外国人看了也不懂。”［8］
分析这种出版现象，可以发现：虽然语言并不直接等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但可以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谋求国家利益。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反映出其固有的文化现象和特殊的社会历史渊源，因此无法真正实现语言上的对等性。另外，高新技术带来出版产业革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出新的命题。在网络上，英语是主导性语言，“英语文化”在网上取得了最高的文化霸权地位。英语传播造成了文化认同和文化同化的现象，最终影响我国文化安全。
很显然，上述问题都与版权贸易有关。由于出版产业严重的先天不足——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实力不强、对外开放晚等，以及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版产业的贸易逆差一直难以扭转，并对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在版权贸易中构筑文化安全体系的思路
中国是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出版产业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我国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走向世界、对外开放，以及全球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研究应对之策。
2.1 宏观分析：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针对出版产业所带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漠视忽略。从宏观制度层面上，必须积极引导，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创造有利于版权输出的大环境。
第一，以发展是硬道理的文化安全观为指导，加强版权制度建设，增强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力。在我国，现阶段强化主流文化就是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将其内化为国民的自觉信念和理想追求。在版权贸易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强调意识形态的法制化建设，意即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职能需要理顺，要有一个分工管理的界限。党的意志应当通过司法程序变成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而不是直接去管市场。毕竟，“意识形态的影响要靠市场占有率来体现和完成”，没有市场，我们的意识形态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9］。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出版行业谈判过程中，我国没有承诺放开编辑出版环节，创办出版单位（出版物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审批，所有进口出版物必须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而在印刷和发行领域，则逐步向外资开放。总的原则是编辑出版环节与经营环节分类管理，内容严格把关，经营放开搞活。
第二，加大对版权输出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有利于版权产业创新的大环境。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只有在促进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动态的概念。因此，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必须赋予民族文化以较强的兼容性和持续的创新力，坚决反对盲目自大和将国家文化安全静止化的观点。例如，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出版总署在BIBF期间联合推出《200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并为推广中国图书有贡献的中外作家、翻译家颁发“中华图书友谊奖”，以此鼓励输出。国外出版社签订购买版权协议后，可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版权代理机构、中国的合作伙伴或直接向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资助申请。国务院新闻办将与受助方签署资助出版协议书，资助费用在签署出版协议书及样书出版后各支付50%。
第三，利用汉语特点，强化文化认同，构筑语言安全防线。语言文化涉及更高层面的安全，如信息和思维向度问题；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问题。“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10］强调汉语文化的认同对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汉语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汉语言群体虽然主要集中在亚洲，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分布了不同数量的汉语言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蕴藏着极大的商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同时，还要善于用现代高科技成果，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加快中文信息资源建设，逐步扩大汉语文化的影响力。
第四，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是要在对国家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广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安全“警戒线”。在版权贸易方面，要通过相应的指标体系来动态监控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及时而准确地做出警示性反应。
另外，在行业层面，还要在规范国家文化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做好信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2.2 微观分析：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
在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建设中，版权贸易单位、版权贸易人才和编辑人才等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第一，在出版社层面，国内实力比较雄厚的出版社，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这种责任，多接触国外的代理机构和中介商并采取合作出版的方式，把中国图书尽可能推向更大的市场。在图书整体规划上，要善于整合两岸三地的出版优势，从选题策划开始就立意国际出版，以现代的全球性视角充分挖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注重原创作品的开发，找到民族特色与国际市场的结合点。比如，在《狼图腾》一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和宣传推广以及后期的版权贸易中，长江文艺出版社始终做到选题有境界、编辑有想法、管理有章程、操作有标准，以传播先进文化为责任和使命，《狼图腾》与企鹅集团签订全球英文版权之后，德国的贝塔斯曼也开始积极地在中国寻找能够全球发行的中国图书，其连锁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注重选题和创作的跨地域、跨文化因素，提高版权输出的竞争力。首先，本土文化亦可尝试包装为跨地域读者可以接受的模式，对于花木兰、西游记、封神榜等题材，融入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提高本土文化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陈万雄认为，近年来国际出版界关于中国题材的英文图书大概有一万多种，但是其中多达90%的图书是外国人写、外国出版社出的。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写的书往往缺乏一种国际视角，不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联系到《哈利·波特》现象，它之所以能够全球畅销，愈炒愈大，固然得力于西方的图书出版经纪人，但其中与它具有跨时空、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特征，以儿童作为主角的书写方式不无关系。其次，重视输出前的沟通，扩大现有输出优势，在尝试和探索的过程中，还要积极吸收国内外读者的反馈意见，尤其是读者的文化背景。
第三，积极培养高素质的版权贸易人才和编辑人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思想素质，这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至关重要。版权部要经常取得外国的出版资讯，能加以分析、过滤，出版社同时需要有自己的方向和立场，否则只会沦为外国出版社的“文化殖民地”！另外，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把关人”，编辑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版权贸易中的编辑主要是通过选题工作进行把关，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
综上所述，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开拓海外市场，取得民族文化的话语权。从政府、行业、出版社等角度多管齐下，创造有利于版权输出的优良环境，减少版权贸易逆差。这样，出版贸易的巨大逆差、文化交流的不对称现象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将朝着有利于我国文化安全总体战略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炳亮.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出版科学，2004 (5) ［2］张德勇,蔡尚伟.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看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新闻知识， 2000 (11)
［3］［8］金炳亮.给文化安全加把锁.编辑学刊,2005 (1)
［4］［5］吴满意，孙程芳.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理论参考,2 005(7)
［6］张志林.版权贸易逆差与版权经济发展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5 (2) ［7］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2)
［9］冯光华.从版权贸易视角看出版产业体制及贸易政策创新.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1)
［10］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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